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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全集

作者:明·王守仁   发表时间:2024-06-17 07: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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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生录之十一 年谱附录一

自嘉靖庚寅建精舍于天真山至隆庆丁卯复伯爵


 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,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,祀先生。

 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,山多奇岩古洞,下瞰八卦田,左抱西湖,前临胥海,师昔在越讲学时,尝欲择地当湖海之交,目前常见浩荡,图卜筑以居,将终老焉。起征思、田,洪、畿随师渡江,偶登兹山,若有会意者。临发以告,师喜曰 :“吾二十年前游此,久念不及,悔未一登而去。”至西安,遗以二诗,有“天真泉石秀,新有鹿门期”及“文明原有象,卜筑岂无缘”之句。侃奔师丧,既终葬,患同门聚散无期 ,忆师遗志,遂筑祠于山麓。同门董沄、刘侯、孙应奎、程尚宁、范引年、柴凤等董其事,邹守益、方献夫、欧阳德等前后相役;斋庑庖湢具备,可居诸生百余人。每年祭期,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,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,悬钟磬,歌诗,侑食。祭毕,讲会终月。

  十年辛卯五月,同门黄弘纲会黄绾于金陵,以先生胤子王正亿请婚。

  先是师殡在堂,有忌者行谮于朝,革锡典世爵。有司默承风旨媒孽,其家乡之恶少遂相煽,欲以鱼肉其子弟。胤子正亿方四龄,与继子正宪离仳窜逐,荡析厥居。明年夏,门人大学士方献夫署吏部,择刑部员外王臣升浙江佥事,分巡浙东,经纪其家,奸党稍阻。弘纲以洪,畿拟是冬赴京殿试,恐失所托。适绾升南京礼部侍郎,弘纲问计。绾曰 :“吾室远莫计,有弱息,愿妻之。情关至戚,庶得处耳 。”是月,洪、畿趋金陵为正亿问名。绾曰 :“老母家居,未得命,不敢专。”洪、畿复走台,得太夫人命,于是同门王艮遂行聘礼焉。

  十一年壬辰正月,门人方献夫合同志会于京师。

  自师没,桂萼在朝,学禁方严。薛侃等既遭罪谴,京师讳言学。至是年,编修欧阳德、程文德、杨名在翰林,侍郎黄宗明在兵部,戚贤、魏良弼,沈谧等在科,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。于时黄绾以进表入,洪、畿以趋廷对入,与林春、林大钦、徐樾,朱衡、王惟贤、傅颐等四十余人始定日会之期,聚于庆寿山房。

  九月,正亿趋金陵。

  正亿外侮稍息,内衅渐萌。深居家扃,同门居守者,或经月不得见,相怀忧逼。于是同门佥事王臣、推官李逢,与欧阳德、王艮、薛侨、李珙、管州议以正亿趋金陵,将依舅氏居焉。至钱塘,恶少有蹑其后载者。迹既露,诸子疑其行。请卜,得鼎二之上吉,乃徉言共分胤子金以归。恶党信为实,弛谋。有不便者,遂以分金腾谤,流入京师。臣以是被中黜职。

  十二年癸巳,门人欧阳德合同志会于南畿。

  自师没,同门既襄事于越。三年之后归散四方,各以所入立教,合并无时。是年,欧阳德、季本、许相卿、何廷仁、刘阳、黄弘纲嗣讲东南,洪亦假事入金陵。远方志士四集,类萃群趋,或讲于城南诸刹,或讲于国子鸡鸣。倡和相稽,疑辩相绎,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。

  十三年甲午正月,门人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于安福,祀先生。

  师在越时,刘邦采首创惜阴会于安福间月为会五日。先生为作《惜阴说》。既后,守益以祭酒致政归,与邦采、刘文敏、刘子和、刘阳、欧阳瑜、刘肇衮、尹一仁等建复古、连山、复真诸书院,为四乡会。春秋二季,合五郡,出青原山,为大会。凡乡大夫在郡邑者,皆与会焉。于是四方同志之会,相继而起,惜阴为之倡也。

  三月,门人李遂建讲舍于衢麓,祀先生。

  先自师起征思、田,舟次西安,门人栾惠、王玑等数十人雨中出候。师出天真二诗慰之。明年师丧,还玉山,惠偕同门王修、徐霈、林文[王夔]等迎榇于草萍驿,凭棺而哭者数百人。至西安,诸生追师遣教,莫知所寄。洪、畿乃与玑、应典等定每岁会期。是年遂为知府,从诸生请,筑室于衢之麓。设师位,岁修祀事。诸生柴惟道、徐天民、王之弼、徐惟缉、王之京、王念伟等,又分为龙游、水南会,徐用检、唐汝礼、赵时崇、赵志皋等为兰西会,与天真远近相应,往来讲会不辍,衢麓为之先也。

  五月,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于贵阳。

  师昔居龙场,诲扰诸夷。久之,夷人皆式崇尊信。提学副使席书延至贵阳,主教书院。士类感德,翕然向风。是年杏按贵阳,闻里巷歌声,蔼蔼如越音;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,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;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。门人汤哻、叶梧、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。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,置膳田以供祀事。杏立石作《碑记》。记略曰:“诸君之请立祠,欲追崇先生也。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?构堂以为宅,设位以为依,陈俎豆以为享,祀似矣。追崇之实,会是足以尽之乎?未也。夫尊其人,在行其道,想像于其外,不若佩教于其身。先生之道之教,诸君所亲承者也。德音凿凿,闻者饫矣;光范不不,炙者切矣;精蕴渊渊,领者深矣。诸君何必他求哉?以闻之昔日者而倾耳听之,有不以道,则曰 :‘非先生之法言也,吾何敢言?’以见之昔日者而凝目视之,有不以道,则曰‘非先生之德行也,吾何敢行 ?’以领之昔日者而潜心会之,有不以道,则曰 :‘非先生之精思也,吾何敢思?’言先生之言,而德音以接也;行先生之行,而光范以睹也;思先生之思,而精蕴以传也,其为追崇也何尚焉!”

  十四年乙未,刻先生《文录》于姑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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